吕伟康（1926-2014）江苏苏州人，出身乐器制作世家，父亲也是乐器工人。15岁时父亲病故，去上海俞振兴乐器店当学徒，由于天资聪敏，加上勤奋好学，刻苦专研，学艺进步很快，三年满师，19岁就回苏州自立作坊制作乐器。
1954年国家提出成立合作社，12月由手工业局何士元，周以璞及吕伟康等人发起成立了乐器合作社，56年改为高级社，当年吕伟康正好30岁。
高级社成立后，工人干部热情高涨，生产红红火火，但由于是一家一户合并而成，技术上参差不齐，高挡产品缺少人手，如市场上需要的大鼓三弦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产品，无人会做，吕伟康就顶了上去！随着文艺发展的需要，除了要做定制的乐器，还要开发新品种，于是成立了试验组，吕伟康成为试验组中的骨干力量。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乐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系列，二胡等拉弦乐器发音较柔和，音量较低；琵琶、古琴等弹拨乐器音量又实在太小。而京胡、唢呐等高音乐器由于个性太强，很难融合成一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在种类繁多，蕴藏在民间的中国乐器，将它挖掘出来，加以科学改进，提高，创新，制定标准，形成系列。那时侯，西洋乐器早已经形成系列：从吹管乐、拉弦乐到低音乐器，品种齐全，能夠演奏有丰富表达能力，有质感的交响乐曲。而整个民族乐器还不能组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尤其是低音乐器的缺乏。这就是摆在当时广大音乐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问题，同样也是摆在我们这些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的乐器制作工人面前的艰巨任务。
一.、低音民族乐器的试制
1958年，上海音乐院杨雨森设计了低音民族乐器—革胡，他找到了苏州民族乐器厂，试验组吕伟康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反复试制，琴桶从圆的做到方的，再从方的做到圆的，鞔皮仍然用蟒蛇皮，从单皮膜做到双皮膜，最后发展到倍低胡，拉弓也解放到弦外来拉。这样，革胡试制出来了（图3），
（民乐队员在拉奏研制好的革胡）
它基本解决了民族乐器的低音问题，各地民乐团也纷纷使用，反映尚可。厂民乐队也特地量身定做了一首四声部乐曲—弦乐四重奏《白毛女》：由高胡，二胡，中胡，革胡组成，分别由刘云淼，吕伟康，陈学琦，王菭江演奏。
（吕伟康在鞔皮，只是乐器师傅的绝技）
但是，经过长期使用，发现革胡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天然蟒皮受气侯影响很大，气温高低，空气干湿都直接影响到音色、音量，甚至音准！而且效果远远达不到西乐大提琴。后来改用木板也不奏效，而且用这样大的蟒蛇皮，原材料也存在问题，低音乐器的改革任务尚未成功。
，前线歌舞团孔副团长来苏州，，低音乐器仍旧使用大提琴，总理看了后认为不好，並指示：今后民乐团出国访问，不能用西洋乐器大提琴，要用民族乐器。正好当时，张子锐已经在与吕伟康商量用大阮改制成拉阮！孔团长的信息与张老师、吕师傅的设想不谋而合。经过长期反复试验，不断修改，民族乐器中一件重大改革乐器—“拉阮”
终于试制成功了，在此基础上，“倍拉阮”也接着试制成功。它脱胎于我国西周时代的“阮咸”，又不同于阮；它发音原理相似于大提琴，又完全不是大提琴。而且它的演奏方法又适应了演奏家的习惯。这件新型的民族乐器，逐渐推广开来，为广大民族乐团及民族乐器演奏员所接受。
让吕伟康高兴的是：中央民族乐团当年录制了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在中央电视台作为保留节目佈放，乐队中使用的就是吕伟康制作的拉阮。吕师傅听到后,感到拉阮在其中非常协调，无比兴奋，对他的鼓舞极大！
二、扁二胡及其系列乐器的研究
，苏州民族乐器厂“革命”也闹得热火朝天，厂门口画廊刷出了大标语，技术科张子锐老师被隔离了，试验组被赶到办公室楼下的一间角落里，车间里生产也停顿了。
最后，吕伟康也被点到名，问吕师傅：“张子锐与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常在一起鬼鬼祟祟？”吕师傅嘀咕说：什么关系？除了研究乐器外，还有什么呢。如果跟你们来商量，还不是生病人与鬼商量！由于吕伟康平时在技术上的成就，是受人尊敬的老师傅，也奈何他不得。
他看着大家掮枪使棒，自己什么派别都不参加，逍遥自在，落得个清静。呆在楼下牛棚似的角落里，脑子里总还是丢不开乐器的改革。
虽然工厂停产，但吕伟康还是每天到厂里去，带了往年的记录资料，翻翻看看，翻到一则58年的实验记录，是用竹筒拼成的扁桶，装三根弦的三胡，当时的结论是：音量大，音色差。吕伟康回想起锡剧滩簧用的主胡，是用一个大的竹筒，它的声音能传送半条巷。他又联想到无线电喇叭是圆的，后来改成椭圆形的。他反复思考，画图，比较，但是还不敢轻易动手，万一失败定会招至“罪状”，直到武斗结束，才动手试制。椭圆形的琴桶做好后，鞔皮成了大问题，蟒皮一向是纵向鞔的，而横向的振动力是不同的，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但是，横向皮的尺寸可以比原来的大得多，蟒皮横鞔等于加大了振动面，能达到扩大音量的目的。第一把扁桶二胡制成后，自己试拉了一下，果然，音量很大。但是，再琢磨觉得音色太粗糙！为了改进音色，除了扁形不变外，在前八角后圆，前圆后八角之间反复作试验，琴桶的尺寸也不断调整，音色才有所改善。
之后，吕师傅与试验组几个人带了这把扁桶二胡，去苏州锡剧团，听取专业剧团的意见，听下来都有一个感觉：音量的确大，但音色不合群，声音飘在整个乐队的上面。
怎么办？那就要考虑整个拉弦乐器都要改！回厂后，吕伟康设计了高胡，中胡等等系列配套扁桶拉弦乐器，音色，音质也日趋完美。
（吕伟康在试拉二胡，检验质量）
1970年二炮文工团著名二胡演奏家陈耀星根据扁二胡的特性，创作了一首独奏曲《水乡欢歌》，在各地演奏，並在电台播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音乐界认为“扁二胡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财富”，“是苏州民族乐器厂的骄傲”。
甚至《日本華夏音樂中心》致涵吕伟康先生，希望将吕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其卓越成就，收录入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樂器的改革与应用》一书中，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
陈耀星在1997年11月来信中还提到这把扁二胡：“这把琴声音越拉越好，越拉越纯，至今还一直伴随着我，走遍国内外和天南海北。这把琴近30年没有变化，有人说这是宝琴，我说这琴有魂—琴魂”。
三、传统二胡的科学规范
吕伟康，一生主要研究的还是传统民族乐器—二胡。提高二胡质量，不外乎从外观和内在两方面考虑，而内在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首先发音体琴桶：老祖宗传下来的桶子长度,是否科学合理? 为测定它的最佳长度,吕伟康做了一个很长的琴桶,边锯短边听音,结论是长了发闷,短了发散,测试至13公分时,为最佳长度。
继而对桶腔的大小进行试验，试到8公分，比原来的琴大0.2公分时，最具二胡特有的韵味，也就是到了极限。
接下来要追求音色美，这就涉及内膛问题，经过各种实验：内膛太粗糙声波会被吸收掉，过分光滑音会混浊不清。吕师傅还特制一把成搓衣板楞头内膛的琴，请人来拉，并不与他说明内情，结果他拉下来感到奇怪，说此琴声音发不出来。经过长期摸索：前口内有2.7长的弧形凹塘，桶子前大后小，桶板构成2度倾斜。直到现在，市场上所有的传统二胡，基本上都按照这个标准生产。
琴桶的形状、尺寸奠定后，皮膜的选择加工更是关键之关键，蟒皮首先从色彩上识别它的质地好坏，其次厚薄要适度。鞔皮要套鞔一次，使它四周均匀地拉开，伸足，干透后再正式鞔，这里全得靠艺人长期积累的经验。控制张力的大小，掌握音高和音色，也需要手艺人心领神会，决非一朝一夕能达到的，这就是中国的工匠精神。
琴桶问题解决后，琴梗和琴轸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它关系到稳定音准，克服跑音。早期生产的琴梗和琴轸比较粗糙，由于是使用的是丝弦，拉力不强，对圆形的琴杆要求不高，而现代使用钢丝弦线。经验测，二条弦定到高音d1 a1时,拉力有10多公斤,而力点正在梗的下端,这势必需要改进琴梗。
经过研究实验，试制成了椭圆形扁梗：琴杆上部基本仍然园形，逐渐向下延伸到装桶眼处，形成2.1×1.7的椭圆形，这样，大大增加了抗拉强度，适应了钢丝弦线使用的要求，由于没有加粗琴梗，演奏者感觉到非常舒适。
其他，如托板悬空式的改进，音窗花板开裂问题的解决，对付“狼音”助音罩的出现，调音二胡的试制等等，无不浸透了吕伟康的心血。
直到晚年，吕师傅还念念不忘扁桶二胡的质量，传统二胡的普及，民族乐器的改进与发展。可以说：吕伟康师傅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民族乐器事业。
四、中国民族乐器事业的工匠精英
1961年，二胡举行全国评比。那时候信息还不太暢通，北京朱虎雄来苏州告知了这一信息，但离开会没有几天了，厂里召集几个人赶制。由厂长华福根、供销科长周云铨和吕伟康3人带着赶制的7把二胡赴京参加评比。吕伟康师傅制作的红木二胡，经过蒋凤之、张韶等4位评委的评定，获得新皮、旧皮两个全国第一名。
消息震动了京沪！
回来后，苏州工艺美术局举行了庆功会，张开祺局长亲自颁发了40元奖金。后来，工厂党支部书记周祖兴推荐吕伟康和刘云淼参加市业余乐团，希望他们既能制作又能演奏乐器。这在当时对吕伟康来说，是件十分高兴的事。
1972年，轻工业部对全国的乐器行业进行调研工作，並抽调吕伟康到北京轻工部参加会议，对二胡等4件乐器进行部标准审定，苏州的二胡月弯头由于式样简洁大方，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而吕伟康对二胡等乐器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采纳进了轻工业部的部颁标准。也就是说：吕伟康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承认。同时，苏州民族乐器厂的产品亦蜚声海内外，赢得了广大音乐演奏家和乐器爱好者的倩睐（图7）。后来，1984年由王瑞泉师傅制作的红木专业二胡获得了国家银质奖，更增添了民乐厂的荣誉。
（吕与两位二胡演奏家合影，左为中国音协副主席闵惠芬，右为南师大音乐学院沈正陆教授）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厂技术科的张子锐老师。1961年，年轻的张子锐怀抱着改革，发展民族乐器的雄心壮志，从北京来到苏州。他认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应该从最基层的乐器挖掘，改革着手，要从基础做起。他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苏州民族乐器厂的整体水平，拓宽了全厂职工的视野。他宏观地解决了民族乐队的配套问题，他与专家、技术人员一起，研制成功了抱笙、排笙、管子、箜篌、古筝等等，系列生产了大阮、中阮、小阮，並在上面开了既美观又增大了发音量的音窗，恢复生产了一批仿唐乐器。他从理论到实践，帮助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吕伟康等取得的成绩，与张老师的帮助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可喜的是：这些大师现在已经有了接班人。吕伟康的徒弟—封明君，已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乐器制作传承人；王瑞泉的儿子—王国兴，也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一大批乐器制作的工匠们，纷纷活跃在苏州市的大街小巷。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怀念吕伟康等这些中国民族乐器制作的工匠精英们。他们是开拓者，他们是奠基人，他们是现代民族乐器制作的先驱者。吕伟康：生前虽然没有授予任何职称，但是，他为民族乐器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花费了毕生的精力研究发展了民族乐器，为东方文化宝库黙黙地付出，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此文原载《人民音乐》杂志2018年第3期
作者：薛德卿
编排：碧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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