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微妙、平衡、默契，心照不宣。
■文｜Wireswing、杨晴
■来源｜计未来城市FutureCity（ID：caijingtod）
这是4月中旬晚八点半我们在北京东三环某地下通道观察到的一幕——藏在广角镜后面的是一位卖银器首饰的藏族阿姨，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吗？
今年1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了一个闭门讨论，经济学家周其仁有这么一段发言：
总还有许多人，既不可能靠高技术谋生，也做不到靠社会保障老有所养。这是‘低端产业’虽不中听、却十分‘中用’的原因。其实何止捡饮料瓶这一项，推而广之，举凡门卫、搬运、送货、保洁、家政、洗脚、收破烂、修理以及其他林林总总，一个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不容易相信。
北京的地下通道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这里摆摊、卖艺、乞讨、流浪。一个常被忽视的空间+一个常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可能？我们在帝都某地下通道蹲守了两天，目睹了很多意外和可能。
可以说，如果你理解了地下通道，你就理解一个大城市韧性与活力的来源。
图中埋头贴膜的小伙子是小张，河北人，在地下通道摆摊3年多。
通道里风大，他担心贴膜的时候有灰尘粘到屏幕上，就在前面挡上两块木板，左右两侧各撑一把雨伞，创造出一个简易的“防风工作间”……虽然只是客单价10多块的贴膜，可小张真的拿出了“职人精神”。
货是用电动三轮车拉来的，白天车就停在通道入口，车厢上书“贴膜”两个大大的毛笔字，下面一行小字“地下通道里”，三轮车就成了一个临时广告牌。
鹏哥也在这条通道里，安徽人，来京17年，经营一个乐器摊，卖笛子、箫和口琴，也收学生，小纸牌上写着“600块，包教包会”。
鹏哥的乐器摊
他原本租住在东三环的城中村，每月房租400元。去年大兴火灾发生后，城中村紧急整顿，他来不及找房子，就搬在了地下通道，货也存在这里。
地下通道还能存东西？怎么存？
就存在这里，一个通道里存储消防设备的储物间，可以上锁。晚上收摊后，鹏哥会把可以比较值钱的货（乐器、文具等）存在里面，不值钱的椅子、柜子用链条锁锁起来，第二天“起床”再打开。
鹏哥在给椅子上锁
但这种“民间智慧”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就在3月上旬，鹏哥刚刚遭遇了小偷，价值5000块的货锁在通道储物间里，上了锁，晚上还是被盗了；半个月后，手机也在睡梦中被偷了。他报了案，到现在也没有处理结果。
当然，和藏族阿姨相比，鹏哥的储藏技能还是初级的。
这就是文章一开头提到的藏族阿姨，她在地下通道经营一个首饰摊。
这位阿姨54岁，老家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来京8年，摆摊卖老家邮寄过来的手工制作的首饰，大约每天上午9点出摊，晚上8点半左右收摊，收摊的方式让我们目瞪口呆。
由于铁架子不好搬运，又没有三轮车，她选择不把铁架子拉回家，而是“存在通道里”。
存哪儿呢？
就是这，地下通道的广角镜背后，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藏族大姐正在把架子拉进广角镜
我们钻进去拍到了广角镜的内部结构，横梁刚好能拖住摆摊的架子。如果你还没看明白，请戳下面这个视频。
除了上面提到的防风、储藏，他们还在通道附近发现了一栋可以自由出入的写字楼卫生间，以及18元一份两荤两素米饭不限量的午餐。“米饭不要钱可以随便打，我多打点留着晚上吃”，小张和鹏哥的餐盒里堆着半斤多米饭，顶得盖子都扣不上。
鹏哥的午饭+晚饭
面对一条光秃秃的地下通道，小张、鹏哥和藏族阿姨的态度是：有啥用啥，物尽其用，尽量为有限的物理空间开发出新的延伸功能，最大化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种“创造性”，这种在刚性环境中创造“弹性”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人和物理空间的对峙中，也体现在人和人的对峙中。
比如，面对。
上面这位就是前文充分发扬民间智慧的“广角镜阿姨”。
每天早上，她会在通道里整齐摆放的三张桌子，有一张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被阿姨放到了地面与通道中间、台阶中层小平台上，主要摆的是各式各样的手工耳环；到了下午四点钟，这张小桌子又被挪到了通道口临近的的地面上。
最开始三张桌子都摆在地下通道里，藏族阿姨会把握时机把它们逐步转移到更靠近地面的位置。
她这是在折腾什么？
“一般8点钟上班，8点到4点钟是一拨人，4点到晚上9点钟换另一波，”阿姨用仍不流畅的普通话告诉我们，“下午如果遇上，我就把桌子再搬下来咯，搬下来他们就不管了，嘿嘿。”地面上行人多，自然好赚钱。
2015-2016年，藏族阿姨在三里屯摆摊，那是她生意最好的一段日子。买东西的多为外地人，在节假日买些她摊上的便宜首饰带回家当礼物。2017年“疏非”力度加大，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开首都，对于这类地摊生意也开始严格管理，地上不让摆摊，阿姨就把摊位挪到了现在这个通道里。
我们在当地的队了解到，每个街道的工作人员有20-30人。从地图上看，街道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每人大概需要巡逻0.3平方公里的面积。另外还有劳务公司招聘的合同工协助管理。
像“广角镜阿姨”一样，地下通道“养活”的群体在与管理者的博弈中探索着生存之道。
据观察，上文中的“广角镜阿姨”以及贴膜小哥、鹏哥的乐器摊、外加一对“胡建”夫妇摆的袜子摊，都集中在这条通道北侧，商业气息浓厚。相较而言，仅有两个露宿的流浪汉寄居的南侧通道略显清冷。以中心线为界，通道南北人气迥异。
我们猜想这是由于“相互照看摊位”导致的集聚，但事实并非如此。
贴膜小张告诉我们“这条通道是一分为二的，归两个不同的队管。”北侧属于街道A管理，南侧属于街道B管理，两边执法队的力度不一样，B队严格，A队宽松，久而久之，大家就都聚到通道的北侧。
换句话说，因为地面上的东西向道路正好是两个街道的分界线，地下的南北向通道也一分为二，就出现了“一条通道两头管”的现象。
当我们走出地下通道去周边觅食时，忽然找到了这种管理方式迥异的源头。环视街边，街道A旁边的建筑普遍不超过6层，是大片的居民区，而街道B则集中了国家部委和区政府机构的办公楼。
2016年某天，B队出动了十几个队员到通道北侧执法，几位摆摊的藏族人直接冲他们喊道“你们是管那边的，凭什么管我们？”小张回忆说，那天两方还生了挺严重的冲突。
小张在南侧摆摊2年多，被罚过一次，300块；搬到北侧后一直相安无事。
通道里的袜子摊属于一对福建夫妻，男主人69岁，女主人66岁，看起来还很健康硬朗。
去年，男主人有过一次和的正面交锋。“一开始要罚我500块钱，我跟他们讲，我这老头子赚点钱也困难，照顾照顾一点吧，最后罚了200块。”
他说，后来都被“管熟”了，看到我们就说“老朋友啊，又看到你了，怎么样，快收了吧……”“我们乖乖听话收了就行，也不会强迫你怎么样，也没有罚款。”
3月下旬，他们刚刚结束长达20天的休假，回到通道“复工”。“”期间是不允许摆摊卖艺的，如果说其他时间还能闹一闹、求求情、“砍砍价”，“”期间是没商量的，每个摊主都心知肚明。
通常执法部门会提前三五天来巡逻通知，摆摊、卖艺的人会非常配合地回家休假。按老吴（在另一个通道里吹笛子）的话说，“别较劲，互相都留点余地，以后好相见，不然就没意思了。”
每个工作日7-9点，老吴在地下通道里演奏西洋笛
除了“”，还有一些不定时的特殊情况。他们偶尔会接到这样的通知：“最近上面有任务，快收吧，我们也难做啊。”
这种“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机关领导视察、重要会议、外宾接待等。不过地下管理会明显弱于地面，毕竟“领导就是坐着车，从窗户里一看周围环境，溜一圈就走了，谁来地下通道啊？所以就没怎么管。”这是袜子摊男主人摸索到的执法规律。
他们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微妙、平衡、默契，心照不宣。
多样化的城市人群离不开街边摊，街边摊也离不开城市。正如贴膜小哥所言，“大家下班回家顺路在我们这里贴个膜、买个袜子，比专门跑去超市方便多了，我们这也是为这个城市提供着自己的价值。”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评论北京整顿“拆墙打洞”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那些被治理的建筑，本身也是市场对过去只重生产不重服务的城市建设模式的重要补充。”
李铁还补充道，北京修补拆墙打洞，很多商贩被迫离开胡同、离开居民楼“底商”，造成的一个副作用是夜晚的街道人气没了，开始变得不安全。
但好在还有地下通道这个“合法建筑”作为退路，小商小贩们仍然可以在这里找到生计，而因“街边商业”集聚起来了的人气又能提供一个较为安全的城市环境。于是地下通道，一个原本用来分散人流量的基础设施，变身成了街边经济和公共安全的载体，这是城市规划师当初不曾想到的吧。
地下通道里的生存者尽自己的力量为城市增添温度，也在这个弹性空间里汲取生存的养分。在这里，我们也观察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现象，一批社会工作者展现了城市对他们的温情一面。
鹏哥的棉服和被子是七彩昀社会工作事务所捐赠的，事务所联络人李志华与他有长期联系。“春节前，他们有一队人来看过我，给了我一些吃的用的。”
社会工作者与地区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慰问地下通道生活无着落人员
2018年农历腊月廿七，七彩昀外展社工与B街道民政科联手开展救助，劝导地下通道里的生活无着落人员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并未劝导无果者发放救助物资。同绝大多数生活无照落人员心态一样，鹏哥不愿意去救助站，他在那天领到一床棉被和三包方便面。“他们觉得救助站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自由。”李志华告诉我们。
她说，救助站工作人员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惯性思维，不会特别人性化。“北京区一级的救助管理站正式在编工作人员多的有10名左右，少的甚至只有2-3人，他们要承担全区生活无着落人员的巡视、看管、护送，吃喝拉撒睡都要他们管。做不完的工作就都会积压在自己身上，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情绪也很成问题。”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刚性执法的问题，为了人性化的城市管理，所以才购买社工服务，动员社会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李志华说，“政府是城市管理者，我们是协调者、支持者。”她与鹏哥是微信好友，两个人联系很密切，大概每个月都会见面。
就这样，“社会力量”成为城市管理者与边缘群体之间的“缓冲垫”，成为地下通道弹性生存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社会小政府”也是地下通道里正在形成的一种隐秩序。
2012年5月政府开始购买七彩昀的社会工作服务，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为主，目前已经覆盖了朝阳区、海淀区和东城区。
据七彩昀工作人员称，在北京，像他们一样但功能略有不同的组织及研究机构等大概已逾千家，这种模式从香港流传到深圳，如今上海北京的公益组织已配合政府开展工作多年，正在向一些欠发达地区推广经验，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社工利用专业的救助能力，并带动以退休人员为主的志愿者群体，形成城市中敏捷的“神经末梢”，及时发现城市中需要帮助的边缘群体。
在北京，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协调者经过长期的冲突、博弈、磨合，自发协商出一种“弹性”。
正如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老师何志森所说，“没有一种混乱是绝对，在每一个混乱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我们是设计师，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秩序，把它破译出来。”
这种秩序就藏在北京的地下通道里，藏在每个看不见的城市角落里。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立场，且不构成投资建议。市井财经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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