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置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开放、变革、复兴应该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主要内容。从物质文化的高速发展到文化自信的国家倡导，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养育中国传统音乐的社会文化生态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出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要求，出于从文化自知到自觉，进而实现文化自信的国家文化诉求，作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传统音乐，必然成为文化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优质资源。
一、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资源，作为发展语境中的宏观范畴，必然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关切，传统音乐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做的系统工程，当以文艺集成志书和后来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标志性系统工程。从1979年开始的“十大集成志书”编纂工作，内容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戏曲、曲艺和民间舞蹈五个门类，具体由《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十个品种构成，故被简称为“十大集成志书”。其中，包含有传统音乐内容的共有八个品种，完全由音乐内容构成的有四个集成，分别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分别按当时的国家行政区划由各省（市、自治区）立卷，总计120卷。包括传统民歌（原生民歌）、民间器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宗教音乐和木卡姆、南音等特殊乐种，内容涵盖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各歌种、曲种、剧种。在不留空白的总体要求下，国家自上而下对传统音乐所进行的全面普查和收集整理史无前例。要准确理解这项工程中有关传统音乐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内容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前无古人。历时三十年的工作，十几万人先后参与此项工程，共收集记录传统音乐作品资料超过一百万首。主要在民间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音乐作品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以音响和曲谱（简谱）的可视听方式保存下来。国家精选其中十万首代表性作品予以出版，如此规模的、以国家典籍形式出版的传统音乐作品系列丛书，在世界音乐文化范围内鲜有能望其项背者。从中国典籍文化的视角看，集成实质上是国家对传统音乐进行的一次全面注册、登记和著录，构成国家记忆中的声音体系。
2.处于文化转型的历史节点，抢救性记录后保留的一手材料很多具有文物价值，其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速度最快的历史阶段，主要以农耕文化为土壤的传统音乐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迅速边缘化的状态，大量以口头方式传承的民间音乐艺术面临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状况，从实际的结果上看，“集成” 工作中大量记录下来的资料成为不可重复的“音乐文物”，具有“文化基因”的属性，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3.以音乐本体内容为主导的持续性工作，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传统音乐研究的专门人才。在集成工作三十年的过程中，由吕骥（民歌主编）、周巍峙（戏曲音乐主编）、孙慎（曲艺音乐主编）、李凌（器乐曲主编）等老一辈音乐家和文艺界老领导领衔；樊祖荫、乔建中、冯光钰、田联韬、黄翔鹏、袁静芳、何为、余丛、王民基、董维松、常静之、田青、汪曾婉、常树蓬、沈洽、吴超、杜亚雄、简其华、毛继增、苗晶、戴洪森、伍国栋、何昌林、黄俊兰、项阳、崔宪和刘新芝等一批在京的中青年学者和专业音乐工作者长期参与其中；以王耀华、蓝雪霏、周吉、鲁肃、曹火星、徐荣坤、刘永海、江玉亭、耿生廉、韩军、王基笑、杨匡民、梁思孔、史新民、贾古、李英航、莫日芬、林韵、邓如金、李成渝、谢彬如、杨放、王群、陈复生、刘志群、边多、刘恒之、刘均平、李世斌、石永、李锦辉、刘同生、嘉雍群培和白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的音乐学家与文化艺术领域的分管业务领导和专业人员，亲历地方的田野工作和编辑业务；聚集全国艺术人才在持续性的专门工作中不断研究和实践，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研究讨论，实质上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为学术队伍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在理论研究和记录实践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出任卷本的主要工作，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养学识使编纂工作有了质量上的保证。参与“集成”的同志在相对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出于对文化责任的担当精神，倾注了真切的感情，许多同志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于此项工作，。
4.“集成”的工作机制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制度优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及各有关协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集成”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总体的政策把握、组织管理，集中了全国相关机构和专业的学者，组织了各级文化系统的专业人员协同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同专业、不同部门，各司其职，系统的协调性较少受到条块分割的不利影响，即使在当下，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5.学术方法论体系构建方面做出的贡献。在“集成”二十多年的记录整理过程中，除了在民间音乐领域有大量新的发现以外，它还在音乐声学、乐器学、乐律学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学术贡献。仅以一般人认为比较简单容易的“集成”记谱一事为例，以简谱这种音乐符号系统对各类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全面记录，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经过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不断研究、论证、实践，最终形成了全面、统一的具有中国传统音乐鲜明特色的曲谱记录和书写规范。可以说，“集成”记谱为建设中国音乐记谱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总体上，集成工作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上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6.集成工作的历史局限。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任何文化事项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集成工作当然也不会例外。归纳起来，集成工作的历史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在音乐记录和曲谱转写方面的技术手段和业务能力存在局限。主要表现在录音技术质量和记谱转写规范受当时技术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局限，可以说虽做到了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可操作的最高水平，但相比现在，其技术和规范方面的不足，实在甚是遗憾！二是在音乐本体记录中的文化研究相对薄弱。在各类音乐“集成”中，工作主体是对音乐作品的记录，在全面性（对分布在各地区、各民族中的所有音乐进行普查和记录）的要求下，集成工作的田野采风记录工作已经是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工作人员深入民间，走村串巷，跋山涉水，普查工作中不可能要求对相关文化事项做进一步的研究梳理，缺憾只能依靠后来者深入的个案研究了。虽然实际的工作引发了大量在这一领域持续的相关研究，但相对碎片化，没有形成总体意义上的系统性。当然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将会不断完善和深化相关的音乐文化研究。三是受经费限制，大量的珍贵资料没有进入国家整体的出版计划，致使在资料保存、音响和影像记录等方面，较之目前的技术和经费条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二、后集成时代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护
1.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自21世纪初开始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全新的、规模更为宏大、社会动员更为广泛的文化保护工程，对传统音乐的保护无疑起到了全面的推进作用。以代表性名录体系为主要工作切入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音乐以民歌、器乐、戏曲、曲艺、皮影、木偶、舞蹈、仪式等名录（保护项目）方式被纳入国家各级保护体系之中。，音乐类和包含音乐的各类保护项目已超过一千项，加上数倍于此的地方保护项目，可以说一个覆盖全国的传统音乐保护项目体系已经布置展开。更为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集成”工作在内容上的不同，如果说“集成”是以抢救性记录为主要特征，以传统音乐作品的典籍化为主要工作目标。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则是以保护对象的传承发展为目标的全面保护，在“见人、见事、见生活”的要求下，各类保护项目从名录事项到传承人群、从社区到社会，以项目、生态区、生产性、研培计划、记录工程、社会传播、教育传承等方式立体性全面展开。不难判断，其综合的保护效果，是以往的所有国家保护项目都无法比拟的。可以期待，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传统音乐保护的工作成果，必将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2.传统音乐资源的数字化与音乐本体研究
，以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为对象，以海量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服务为导向，以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建设为支撑，以前沿技术为基础，力求建设一个集数字资源著录、管理与社会应用于一体的数字化工作体系。与传统音乐保护相关的这方面工作以“中国记忆”文化基础资源数据库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史诗百部”等国家项目构成。其中，“中国记忆”数字化工作体系又是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网络文化安全与民族文化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中的“民族文化数字化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子课题；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工程”；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拯救”；科技部基础研究项目“国家重要文化品种空间信息整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位置服务的文化旅游综合服务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课题二“文化与旅游信息资源融合的数据模型及典型地区数据库构建”；科技支撑计划“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中“动态数字文化多维展示技术研究”课题；国家文化科技计划“中国节日文化资源管理与发布服务应用”；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等一批国家科研项目成果构成的体系性研究积累。从信息化技术上讲，涉及信息安全、数据库、云计算、大数据、数据清洗和挖掘检索相关技术。主要是实现基于业界成熟技术的集成应用。力求为文艺基础资源的编目、数字化采集、存储、管理、发布以及定制应用提供全媒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从资源创建、管理、保存、检索等应用，满足跨语言、跨平台的文本转换和处理能力，支持从采集、修复、编辑、审核以及可定制的音视频、图片等媒体修复、质量检测、统一格式转码、内容分级等一体化标准加工流程的各种功能。
在讲传统音乐保护时转换到信息技术语境中，，二是想让专业音乐研究工作者感受到技术发展的实际存在。我们身处数字无处不在的世界，数字技术正在使人类获取知识和财富的方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可数字鸿沟和学术藩篱是如此的难以逾越，跨学科合作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最易触发学术创新的领域。这方面工作对传统音乐学本体研究形成的压力或促进，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数字化资源整合必然对海量资源的不同分类视角下的类型体系和所有关联性要素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其二是要求对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有全面实时的了解。，许多学者在传统音乐分类研究和元数据体系建设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中青年学者长期在这一领域做系统性工作的不是很多。可以说在人才培养上对音乐科技领域的忽视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到了临渴掘井的时候还茫然不知，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如果说“集成”有时代的局限，是限于技术发展的客观条件，到“后集成时代”还留有这方面的遗憾，就没有客观条件的理由了。
3.民族民间音乐的社会化传承
“文化是优秀的可再生资源，也因此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化是社会包容和集体动员的力量。经验证明，把文化遗产纳入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助于人们的积极参与，提高项目的长远效力。，。
21世纪初，“集成”工作进入尾声，音乐学界在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记录过程中，同时感受着传统音乐的迅速边缘化和音乐表演艺术的同质化，由樊祖荫、李松、田青、伍国栋等一批“集成人”积极筹划， “全国爱我中华歌手大赛”和“全国南北民歌擂台赛”），自2000—2017年，基本上两年一届，没有中断。其中只有第一次于2000年举办的“全国爱我中华歌手大赛”是按民、美、通三类分组（但民族唱法组获奖选手多为后来被称之为“原生态”唱法的民间歌手），之后七届的比赛内容一直是原生民歌。比赛章程中规定：曲目为传统民歌，包括田歌、山歌、号子、渔歌、小调及少数民族传统民歌体裁等。歌曲体裁和唱法应反映本民族、本地区的特色，应真实反映原生民歌的原有形式，不做任何声部、伴奏乐器的改变和加工。比赛曲目的歌词内容要求用参赛选手本民族语言或当地方言演唱。选手在参赛时应穿戴本民族服饰。一律不使用伴奏带，只允许使用传统民歌民间固有的形式伴奏，表演及伴奏应真实表现原生民歌在传统生活中的原有形式。2016年和2017年两届比赛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民歌改编组：要求比赛曲目为在原生民歌基础上进行改编的曲目，改编应保持原生民歌基本面貌和特征，在其基础上可对其音高、节奏、结构、歌词、演唱及伴奏形式等方面予以改编，但不得偏离原民歌的民族风格及情感表达。
这是一项以比赛为激励，发掘、展示原生民歌以资推动原生民歌的传播、保护和传承为最终目的的文化活动。七届大赛参赛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达32个，涉及民族（族群）48个，参赛的选手数、参赛组数逐年递增，赢得了社会各界对原生民歌的广泛关注。地方卫视和媒体积极参与传播，催生了西部民歌赛及央视青歌赛“原生态”民歌概念。很多参赛歌手，借由这一平台的推升，成为各地方优秀的专业歌手。如石占明，李怀秀和李怀福姐弟，王纯成和王爱民父子，王爱民和王爱华兄弟，等等。
、中国管弦乐学会和有关院校的支持下，自2005—2014年，。现将第五届比赛获奖名单附后，从中可以看出对传统音乐保护传承的价值取向（见本期该文附录）。
4.后“集成”时代的学术关照
“集成”工作在学术意义上的顶层设计，是希望通过普查、搜集以摸清家底，之后通过梳理研究进而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质的各类学科体系。音乐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是希望对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专业在基础理论和教育实践中有所贡献，对应当下实现文化自信的总体要求，可以说“集成”工作是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
对照目标和现状，个人认为在几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研究进展和影响力有待加强。理论研究是所有社会文化实践的基石，也是文化价值关怀的先行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悠久的历史和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存在，无疑为相关理论研究大大增加了工作的总量和难度，但这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用一个统一量化的一致性、精准化、标准化、格式化的科学主义方法体系统领一切。而当下的现代艺术教育体系建立了广受尊崇的标准化权威话语体系，知识界和媒体的共同参与及社会发布推广，使当下的文化、艺术教育标准获得了大多数的社会共识。然而在文化的主题下反思今天的音乐教育，不难发现，这种标准体系在使艺术教育走向系统化、程序化的同时，也在深刻的“遗产化”“边缘化”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的音乐教育、艺术标准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在依据西方音乐建立起现代艺术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迅速边缘化自己的音乐传统。以声乐艺术为例，如果说人类的声乐艺术都是自身语言文化的延伸，评论其声乐艺术水平高低的前提自然与母语文化密切相关。因此，大多文化学者不会以价值高低评判中国戏曲声乐和西洋戏剧唱法。但是中国传统声乐技术的边缘化似乎成为现实声乐教育的集体决议。从器乐到声乐的“不科学帽子”，经过从西方或外部引进的价值评估体系的仲裁，戴在国人的头上，通过现代教育体系的强化，深刻持续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上百年，这似乎是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其二，对比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发展现状，仅在亚洲范围内做比较，与大国地位相称的音乐文化发展状况，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长时间系统性的工作。最紧迫的问题应该从价值体系建构开始，知行合一和道术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成就感上沾沾自喜，缺乏对传统音乐文化认知和解释能力的技术人才，很难有高水平的原创能力。说这些不是强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是将中外、古今、道术等范畴做二元对立的批判，更不是厚古薄今、厚中薄外、厚道薄技，只是想强调不全面、不完整问题在音乐艺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存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很难得出一种结论，说中国音乐缺少原创意义上的高峰，是因为我们过于重视传统音乐的缘故，像印度、日本、韩国音乐的世界影响力来自于他们对自身音乐传统的矮化。应该深刻地感受这方面问题，多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这不是有意危言耸听，危机意识的确是我们的自然反应。
最后，想就当下的学术生态谈谈个人想法，即关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可能。不展开谈更广义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融合，就是相同专业中的合作研究也不多见，当然这与学术评估和职称评定体制强调个人指标的机制有关，但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合作能力，很难想象能有整体性、系统性的作为，是不是学术生产就是个体性劳动，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如果大家只限于开会清谈，学术上都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做田野录民歌，我跟剧团做声腔；我研究方言，他研究唱法；专家多、共识少，难成合力。如果事情就止于此也罢了，但这种学术生态必然导致圈子文化，学术上的合作难以达成，谁都不会有存在感，但圈子文化可以解决问题，其结果是阻碍了学术生产力的发展。与此有些关联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学术积累上的向前否定，学术发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发展的相似之处就是重在积累，贵在持之以恒，否定比较简单，但学术积累是要下工夫的，不是不要在否定中的发展，而是关键要考量否定的非功利性，否则总是不停地中断学术方向和积累的连续性，形成了“咋干都行、全看怎么说”的学术生态。没有是非，理性何在？叫后学和晚辈怎么看！集成工作有时会被刻意的矮化和回避，我看多少有些功利主义的原因。但我一直认为，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可悲的是企图先把有的说没，再变个魔术归为己有，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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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18年第3期。版权所有，若有媒体或者其他机构转载，请联系《音乐研究》编辑部取得授权，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