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参差并作、喧繁满室
几十年前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哪种编列乐器还能像“钟磬乐悬”一样规模宏大，直到看见加美兰。金光灿灿的一排排“小火锅”和一列列铜制“方响”，阵容庞大，豪气冲天，不但规模上绝不次于“钟磬乐悬”，而且以其全然不同的“音体系”让世界音乐家服服帖帖坐到“火锅”前享受“文化大餐”。非同凡响的编列的确让人领悟到，辽阔的文化空间中的确还存在着另一类编列意识相同而形制完全不同的乐器。同时，人观念中不列“四大文明”之序的印尼，也的确证明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与“几大文明”毫无关系。加美兰因胡德的论说成为“世界音乐”焦点，世界上几乎所有综合大学音乐系都常设其器。挡不住的影响力可以称之为民族音乐学立足世界乃至让创立者喜不自胜的明证，成为让人不敢小觑“世界民族”何以敢大张旗鼓的支点之一。这一点足以令音乐家改变“乐悬”“独步天下”的自诩。
浜松市乐器博物馆东南亚竹管编列乐器正面
虽然有过这类经验，在日本浜松市乐器博物馆看到东南亚竹制编管的辉煌壮观，还如五雷轰顶，有了再遭颠覆的震撼。管风琴一样的粗筒子、细筒子、长筒子、短筒子，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对我的震撼绝不次于初次见到加美兰。细管之声清以越，中管之声纯以婉，粗管之声缓以苍。独鸣合集，各有态响，参差并作，喧繁满室。闻所未闻的“悬竹”编列，无论如何都超出了想象力。
竹管编列何以能够达到如此庞大的阵容，对我而言仍然是个难解之谜。莫言的《会唱歌的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编列”何以在各个地方层出不穷的谜底。
莫言家乡的高密东北乡里有位老人，无依无靠，没有家业，惟一爱好是拣酒瓶子，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老人将酒瓶子在面向旷野的家门口垒成了一堵墙：
这道墙由几万只瓶子砌成，瓶口一律朝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万只瓶子便一齐发出声音各异的呼啸，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成了亘古未有过的音乐，在北风怒叫的夜晚，我们躺在被窝里，听着来自东南方向变幻莫测、五彩缤纷、五味杂陈的声音，眼睛里往往饱含泪水，心里常怀着对祖先的崇敬、对大自然的恐惧、对未来的憧憬、对神的感激……会唱歌的墙昨天倒了，千万只碎瓶子在雨水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继续歌唱，但比之从前的高唱，现在则是雨中的低吟了。值得庆幸的是，那高唱，这低吟，都渗透到我们高密东北乡人灵魂里，并且会世代流传下去。
东北乡与东南亚相隔十万八千里，两道“会唱歌”的“墙”，采用了相同组合方式：同类材料，同类形制，汇聚而成。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对于音响而言，就不是“简单相加”那么“简单”了。一起发动，风声鹤唳，效果无与伦比。“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清王芑孙《读赋卮言》）
无数瓶子的造型（拍摄于新加坡）
一类编列当然不会相似于另一类编列，但都是相类物体不断累加的结果。选择什么质料，取决于当地资源。东南亚老百姓把竹管乐器编组到蔚为壮观的规模，无疑是因地制宜的创造。他们以南国资源彰显独一无二的音色，东北乡老人以玻璃瓶子彰显独一无二的音色，都是“编列”的极致表达。各地百姓采用身边材料组建方阵，“会唱歌”的“竹林”与“会唱歌”的“瓶阵”，如同黄铜的加美兰和青铜的钟磬乐悬，都是一个族群构筑的“会唱歌的墙”，同样充满“对祖先的崇敬、对大自然的恐惧、对未来的憧憬、对神的感激”。
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甚至一辈子没离开家门的东北乡老人，在懵懵懂懂地驱使下，神不知鬼不觉激活了“编列”。他当然不知道古代有“乐悬”，却萌生了相同的组合意识。由此而论，“编列思维”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类似本能地排列方式。
编列中最粗两组竹筒
印尼加美兰与东南亚竹管，隔空交越，之所以未在我们心中产生关联，当然是因为以前不具备把两者串联起来的视野。狭隘来自单一教育。几十年前除了欧洲交响乐团，我们几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阵容。不知道加美兰，遑论东南亚竹管、泰国围锣、泰国船琴、非洲木琴！一概不知也一概不理！好像世界只有一种声音，其他阵容一律不看“好”。转变来自视野的一次次扩宽和心灵的一次次震撼……它们一次次纠偏，一次次洗涤，让我们了解了形形色色因地制宜的“编列”。
早早触碰异文化是件幸运的事。没有啼听，就不知道还有另类表达，尤其对于渴望在比较中获得新知的学科来讲。以前我们像东北乡老人一样，只能朦朦胧胧感受一种声音！自我批判当然不止于对单一教育体制的，还是想借此说明，切莫坐井观天。扭曲让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才找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然而，一个事实却不容回避，充分欣赏世界声音的心理已在少年时代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我们不能像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所有细节一样，游刃有余地欣赏印度音乐和非洲音乐，其中细节，难以领略。即使费了很大气力也难以改变声音观念以及由此植入的世界观。
二 丝竹弦管、影像并列
浜松市乐器博物馆的大堂相当宽阔，众多乐器，灿列如锦。摆放设计，式样一致，下摆乐器，上置图片，中放录像。高低深浅，相互参见。最重要的是，所有展品都没有隔着一层玻璃柜，裸露展示，近在眉睫。比起“各物之所，隔以玻璃，纤尘不染，而他物不得掺入”的早期展览模式，这种方式当然是充分相信参观者的素养。那等于告诉参观者：“相信你不会动手动脚”。如此布展，想到音乐家心里去了！
浜松乐器博物馆大厅
最令人可心的是，博物馆安装了大量视听设备，触摸屏、电视、投影、轮番播放。展厅一角还设置了许多小隔间，让观众坐在灯光幽旷的小室中独自欣赏。这些设施都是音乐家渴望做而未曾做到的。音乐博物馆不应该是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到这里来的参观者，需要听动静、看演奏、观仪式、察背景，这样的博物馆必须有特殊设计。我们不是走马观花、扫两眼“静物”的人，也不是像在一般博物馆看唐三彩、青花瓷那种不会发声器物就满足的人，音乐家不光看展品，还要看展品如何发声以及其在民俗中怎样发挥功能的现场。没有录像，乐器就如唐三彩、青花瓷一样无声无息，那不是音乐家要的信息。浜松市乐器博物馆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想到了音乐家而且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音乐家的愿望。这份细心，令人感激！
乐器上方悬挂电视屏幕播放影像
我们知道汗流如注的专业人员扛着数百斤设备走进非洲丛林再聚集数百人参与歌舞狂欢的录像来之不易，知道在热闹的人群中把镜头摇到演奏者面前的聚焦有多么专业，知道跨越天南地北的人类学家游说捐款人获得资助投入花费巨大、毫无回报的事业有多么苦口婆心，那是每个从事田野的人都能揣摩到的艰难曲折远远超越学术范围的途程。这一切竟然能在安安静静、舒适干净的小隔间里“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们对于音乐博物馆的遗憾有许多，其中包括没有利用收集来的乐器充分阐述音乐人类学理念的深度挖掘，包括没有从新理念出发让更多于参观之际发出哇哇叫的学生获得文化族群整体印象的途径，包括没有以整体方式让人轻轻松松获得感知世界文化印象的渠道。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当年没有把丝竹弦管、影像并列的条件！
木鼓一角
这是什么方式呀？走着走着，展品变影像，死的变活的，历史变现实，遥远的变成眼巴前的！这不是所有博物馆人梦寐以求、千呼万唤、理念与媒体“双重轰炸”、渡人轻舟的便捷方式吗？持续播放的影视人类学影像，改易耳目，开拓心胸，见到一辈子都难亲临的文化现场。走累了，不用走了，坐下来看就行！
三 日本：作为一个比较话题
日本是一个不好说却也是不得不说的话题。虽然日本人因为征服东亚的野心，有欲穷天下珍宝的野心，那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实也包含一些正当的学术行为。日本学者收集了大量亚洲国家的民间遗产，这是当时这些国家限于条件自己做不到的。他们中许多人不得不被裹挟到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面临亚洲国家老百姓的绞杀和持续数十年的，但也在人类学领域关注到人未曾问津的乡土文化。这些印象是第一次读到日本学者记录的民间乐器的惊异中种下的。今天在浜松，看到了日本学者收藏的乐器，如同第一次看到NHK录制的50集《世界音乐》录像资料和相配的英文解说，如同第一次看到德国音乐家编辑的《世界图片音乐史》，产生了不得不钦佩的感受一样。我们没有这样做，至今没有一家博物馆有过切实可行的收藏世界乐器和活态遗产的计划。财力不足，眼光不足，还有什么不足？
我们不能只在东西方之间或者一国的内部谈论现代史，更不能因侵略战争导致的仇恨而忽视中日乃至东亚区域彼此纠缠在一起的种种复杂关联。在思考二十世纪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同时代史”的感受视角和关怀向度。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乐器陈列室是第一家专业的音乐博物馆，那里汇集了三千件乐器，其中很少一部分世界乐器都是外国代表团参观时赠送的。需要思考的是，在相同的岁月里，日本音乐家开始收集世界乐器的工作，而在“同时代史”的视角和向度来看，我们则因闭关锁国而未能获此机遇。
围锣之一种
同样是乐器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在学术意识上一点不比别人差。“乐器陈列室”从来没有汉文化独尊的偏见，不同族群的器物都成为千里寻访、百方觅求、一视同仁的宝贝。高高低低“集团军”般的芦笙就是一例。望着当地不足为奇、北京却弥足珍贵的“长颈鹿”，真不知当年的收集人简其华等老一代学者怎样把占据半个火车车厢的“超长大件”弄回来的。令搬运者殚精竭虑的展品成为坐标——不但在国家话语中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重塑”，而且影响了少数民族自己对族群文化的认知。长长短短的芦笙，各种质料的口弦，无一不从“偏远”走向“中心”。它们不仅代表了品类繁多，。收集者没有偏见，如有机会，他们会像“西自空桐，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司马迁《史记》）的前贤一样收集少数民族乐器和世界乐器。但历史没有给予这样的机会。于是两个功能相同的博物馆，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景观。一个世界的，一个的。回首难免感叹，缘分不够、世道不公、条件不熟、天不佑人？看着人家把世界乐器，衔木营巢，积土为山，自然心里酸酸的。这样的“同时代史”向度的对比，让人感慨莫名！
日本乐器展区
读过本尼迪克特《菊与剑》的人，都会对日本文化的双重品相印象深刻，被总结为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的日本人，有种无畏的探险精神，这种精神在音乐博物馆学的建设中造就了诸多令同行惊奇的业绩。鲁迅说：“我想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到日本参观的一拨拨文化人，异口同声承认那里的传统保护得好，不仅接受而且愿意按照日本保护“无形文化财”的规则，修改自己“只讲发展不讲保护”的规则。不得不为之改动的行为准则，都为了一个目标，改善自己的话语方式使之更容易融入世界。
余 语
一个人坐在小隔间里看录像，那一刻其实我的眼睛开始有点模糊。一是被音乐打动，二是为建设者充分理解音乐家的所求所需因而在呈现方式上让人轻松看到“整体”的付出而感动，三是为自己的博物馆因为没有世界视野而捶胸顿足。管理员大概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位外来者在隔间里哭天抹泪。他们的完美让同行惭愧。交织着复杂感情的音乐家不得不对先行者的眼光和付诸行动的功效报以尊敬。学者的行为纠正了学者的偏见。日本与都是礼仪之国，客人开心了，大概守望的主人也会开心。前些日子流行过一句话：“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到了浜松市乐器博物馆，即使我们想“捂住”赞美的“嘴巴”，由衷的“喜欢”，“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多元世界，多种声音，没有博物馆的时代犹是懵懂，有了博物馆而没有影视人类学记录的时代也是懵懂，有了现代媒体的博物馆才让懵懂变为清晰。一般人接触的乐器和其使用仪式的关联都是碎片化的，贯穿于历史纵线和民俗横断面的纪录片则把碎片串联起来，让人看到挺举祖先灵魂的乐器与祖先的“肉身”以及祖先正常吐唱之间的关联。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18年第4期）
文/图：张振涛，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小笙
审核|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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