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乐团在新世纪如何推动民族管弦乐发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新型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由于所用的乐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历史上也多用于独奏或小合奏，乐器鲜明的个性以及很多乐器在音准、音色、音域等方面的不科学性和局限性严重制约了大型民族乐队的整体发展，它造成了乐队各声部内部及声部间的音质不和谐、音量不平衡、音色不融合等。因此，乐器改革及乐队编制的调整、配置及完善，是现代大型民族乐团建设与发展首先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中央民族乐团经过长期的摸索，逐步确立了目前具有本团特色的乐队体制。乐队的“常规乐器”编制大多都进行了重新分类、定位，各声部的乐器配比是在高、中、低三部分的组合原则中搭配运用的。例如，拉弦乐声部由高胡、二胡、中胡、低音胡琴、贝低音胡琴组成，这样，弦乐群体的音色就有了十分协调的组合，而且高胡和二胡声部的摆位也在乐队指挥的左右两侧相对应地展开，从舞台音响听觉方面也起到了左右平衡的效果。

作为乐团乐器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开发一直是乐团乐改工作的重点。2013年乐团委托中国著名乐器制作大师胡雪平先生研制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低音“胡”琴（因研制人胡雪平之姓氏而得名），在我团历史上应该是第五代形式的低音乐器品种，在近三年多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乐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的革胡，70年代的贝革胡、琶琴，90年代的拉阮，到今天的低音胡琴，这些都见证了乐团在研制低音拉弦乐器的历程，它倾注了几代民族音乐家和乐器工艺制作大师们的心血。虽然，目前各个乐团所使用的品种不同，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民族化的科学实验，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果。

笛子声部由曲笛、梆笛与新笛的搭配组合而成，而梆笛由于音色十分突出，个性色彩太鲜明，在乐队中常常作为色彩性乐器使用；唢呐声部采用高、中、次中音、低音四声部组合，特别是增强了中、低音声部的编制比例，使管乐声部在音响力度上得到了加强，起到了强大的厚重低音效果。同时，还配备了两支低音管，这是由乐团唢呐演奏家单文通先生研制的。另外，低音加键唢呐也是由乐团牛建党先生研制开发，这件改革乐器填补了民族乐队长期以来在唢呐低音声部上的不足，目前全国各地所使用的低音唢呐基本上采用的是这一改革成果。

笙声部由四支高音、两支中音、两台次中音、两台低音四部分组成。在笙声部组合上，对中音、次中音和低音的编制进行了强化，增强了乐队中低音声部的融合作用，为大量高音乐器的音色调配起到了很好的融合效果，使得笙这件民族乐队家族中唯一具备和声功能的吹管乐器，在发挥乐队融合、和谐的功效时发挥了重要的调和作用。

弹拨乐声部由四把琵琶、四把柳琴、八把中阮、四把大阮、两台扬琴、一台箜篌、一台古筝的设置组成。由于这个声部群体的声音主要是以颗粒性的点状音响为特质，与管乐、弦乐的线条式音响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在乐队群体性的合奏音响讲究声音协调的呈现上，它们两者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大的冲突作用力，所以，我们加大了中阮、大阮的比例，增加了中音、低音加键唢呐和中音、低音键笙的使用，使得乐队整体音响平衡和音色音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作为中国民族特色的乐队体制，乐团还对古乐器的开发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2013年乐团推出的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王国振厂长、甘肃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庄壮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对敦煌莫高窟壁画古乐器进行复原制作，共生产出了五十多个品种、九十多件乐器，并搬上舞台进行表演展示，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研究和展示，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对古老失传乐器进行保护性、传承性的挖掘整理，中央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民族管弦乐多种实验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创作是音乐事业发展的主导。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西洋管弦乐队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典作品。一位西洋管弦乐队的指挥家，穷极一生，他所演出的经典之作也不过是这座宝库的冰山一角。而我国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却只有短短六十多年的历史，优秀之作甚至经典、传世之作至今数量有限。因此，繁荣创作是民族乐团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是乐团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央民族乐团设有专职音乐创作室，目前共有四位作曲家——赵东升、姜莹、王丹红、马久越，以及作为演奏家而从事创作，并取得突出成就的笛子演奏家王次恒，琵琶演奏家吴玉霞、赵聪，低音胡琴演奏家张辉。在创作上，作曲家们在创作中努力探索，在追求民族管弦乐队音响平衡、音色融合时又不失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和风格，在交响性和民族性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这充分彰显了乐团以展现民族特色、中国气派为核心的创作理念。

在创作方面，如何既坚持作为国家团体高雅的艺术水准，又能面向广大听众，以雅俗共赏的作品将他们吸引到民族民间艺术中来？我们的理念是： 多种模式，多方选择。

第一，以学术性、艺术性为基础来探索民族音乐创作，以高雅艺术引导观众去了解民族音乐、喜爱民族音乐，最终使民族音乐融入到社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在体现民族管弦乐的学术探索、展现民族乐队交响性的多声部写作技巧、突出中国特色的民族管弦乐风格方面，作曲家郭文景为我团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日月山》就进行了大胆革新。作曲家并不以民乐常用的习惯性音乐语汇和写作手法来构思，而是大胆创新，改变民乐创作思维定势，就像作曲家所说：“改造民乐往日势单力薄、孤芳自赏的封闭性表演形式和风格，学习和借鉴欧洲古典音乐中比较成功的创作经验为我所用。”《日月山》在创作上运用了复调模仿的发展方式，乐曲中用比较少见的七拍子和非汉族的节奏、调式，并且以交响化的配器手法使作品音响宽广丰满，气质雄浑而厚重，结束部分用人声吟唱方式使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是一部当代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再如，作曲家杨青在创作民族管弦乐《墨竹》时，采用了一种音响式写作方法，以中国民族器乐丰富多彩的音色对比来作为乐曲表现的主要方式。这里，乐器音响色彩包括纵向音响和横向音响两种形式，而音响色彩写作方式主要是运用了对位形式，即音色和音色对位，线条与线条对位，同时，还有相同音色和不同音色对位，这些手法均体现了作曲家传统与现代、创新与发展相结合的创作理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民族乐团先后委约、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如： 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三木稔（日本）的古筝协奏曲《松》、金湘的民族管弦乐《塔克拉玛干掠影》、阎惠昌的民族管弦乐《水之声》、刘星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徐昌俊的民族管弦乐《龙舞》等。近年来，乐团还向海内外的作曲家委约了一批优秀之作，如： 关乃忠的二胡协奏曲《风雨思秋》《天籁华音》，李滨扬的民族管弦乐《天下黄河》、二胡协奏曲《塞上弦鸣》，姜莹的民族管弦乐《丝绸之路》、琵琶协奏曲《太极》、民族管弦乐《大曲》，王丹红的箜篌与乐队《伎乐天》、民族管弦乐《弦上秧歌》《太阳颂》（四乐章），刘长远的箜篌协奏曲《空谷幽兰》，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国风》，叶国辉的民族管弦乐《听江南》，顾冠仁的民族管弦乐《忆江南》，何占豪的民族管弦乐《重上井冈》，常平的二胡协奏曲《天香》，罗麦硕的二胡协奏曲《丝·银》及陈思昂的民族管弦乐《海纳百川》等。

乐团还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精神的剧目及主题音乐会，如“泱泱国风”“国风绕梁”“红妆国乐”“江山如此多娇”“祖国颂”“竼呗之音”“天涯共此时”“国乐的追思”“国乐的风采”“艰难·辉煌”“辛亥革命100周年音乐会”“纪念刘天华诞辰120周年音乐会”“土地与生命的赞歌”“海洋组曲”等几十台大型主题音乐会和几百首单曲体新作品音乐会。这些作品均体现了作曲家和乐团在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中所具有的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的艺术理念，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精湛娴熟的作曲技法。

第二，注重作品的可听性，以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这类作品主要是让普通百姓喜欢民族音乐、热爱民族音乐，最终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成为人民大众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将流行歌曲、影视歌曲、民歌及雅俗共赏的歌曲改编为各类民族器乐独奏、合奏曲，如《菊花台》《女人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和你》《天路》《茉莉花》及《小河淌水》等，其舞台演出效果好，深受观众喜爱。在今天，当我们的很多普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在面对文艺舞台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演出时，若我们不能与时倶进，还是一成不变的老面孔，那么我们的民族音乐迟早要被时代和历史所陶汰。当年昆曲一部《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盘活了一个事业，今天，民族音乐事业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也变一变？所谓的“变”，不是一味地迎合低级趣味、低俗搞笑，而是通过大众喜爱和熟悉的旋律曲调，更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大众，使民族音乐拥有更加广泛的观众基础，这样，民族音乐才能长久发展。如果我们天天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不与民同乐，那民族音乐的舞台在哪里？民族音乐又传承给谁？一种艺术如果离开了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大众，那么这门艺术离行将灭绝就不远了！因此，我们在将雅俗共赏的旋律改编为民族器乐作品时，是将通俗的曲调融入到高雅的创作和表演形式之中，通过加工创作，提升了其艺术品位，观众喜爱、市场追捧，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打破常规，勇于创新，多元跨界，别具一格。

以创新引领文化传承，是乐团一贯的艺术理念。近三年来，乐团邀请了我国著名导演王潮歌与驻团作曲家姜莹先后共同创作了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这两部姊妹篇是在不改变传统乐曲基本风貌的基础上，以多元跨界的艺术理念，打破常规，大胆吸收声光电等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将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相结合，对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与表演进行了大胆创新，尤其在表演上，甚至做了某些颠覆性的突破（如指挥和演奏员以话语和肢体语言参与表演）。作品不仅保持了传统乐曲古朴的韵味和深邃的内涵，更通过多元跨界的艺术手段，使原曲的内涵和艺术魅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巨大的艺术冲击深深震撼着每一位观众，不少观众是含着激动的泪水离开剧场的。在全国巡演中，乐团每到一个地方，《印象国乐》或《又见国乐》就会成为弘扬民族音乐的一场盛会。这里的《十面埋伏》不仅是反映楚汉之战的历史，更是在艺术的提炼与升华中，音乐已转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二泉映月》的凄美是在尊重原曲的基础上，不仅是对传统的守望，更是传统音乐的舞台回归。今天，传统如何面对现实？经典如何面对大众？这一系列有关传承发展的课题在我们的音乐会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之所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就是因为它们抓住了民族音乐的灵魂，把握住了民族器乐表现的本体特征，同时又改变了传统民族器乐在舞台上的表演理念和形式，以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多元艺术手段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的成功，使当代民族管弦乐艺术走出了一条新的创作和表演之路。

乐团以上述多种模式、多元化的思路，推出了大批优秀作品，从而推动了民族音乐在商业演出市场的竞争力。乐团每年仅商业演出创收达三千万元，为宣传普及民族音乐和促进乐团建设起到了强大的保障作用，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可以说，艺术院团的市场搞活了，演员的收入提高了，乐团的品牌树立起来了，过去久违了的市场又回来了。乐团在当代的演出市场与文化传承方面真正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创作是乐团建设的生命线，而创作的主体则是作曲家，所以，选择、培养一支思想敏锐、品位高雅、技术娴熟的作曲家队伍，也是乐团多年来的不容轻视的工作重心之一。多年来，由于乐团自身的创作力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乐团演出曲目需要，乐团广泛团结海内外作曲家，以优质资源、重点资金投入来委约创作新作品。乐团在社会上集中了一大批老中青作曲家为乐团创作新作品。其中，乐团一直注重培养青年人才，通过大量委约创作给青年作曲家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作品演奏平台。如今，乐团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曲家群体，如青年作曲家胡廷江、陈思昂、李博、杨一博、白浩钰、温展力、尹天虎、刘青、罗麦硕、王东旭等，以及著名作曲家赵季平、金湘、关乃忠、顾冠仁、郭文景、唐建平、徐昌俊、杨青、景建树、刘长远、程大兆、张坚、吴华、李滨扬、王宁、郝维亚、史志友、郑冰、杨春林、李文平等。这些老中青作曲家都是乐团工作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为乐团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民族器乐作品比赛和展演，也是推进创作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几年，，全国民间乐种展演，全国音乐作品（民族管弦乐）评奖，等等。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对于繁荣和促进音乐创作的作用，不可低估！

演奏水准，是衡量乐团舞台艺术水准的首要条件。大力加强对新一代演奏人材的培养是乐团发展的根本保证。现在乐团的演奏员大多是经专业音乐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他们具备一流的专业技术水平。然而，由于学校教育的缺失和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的乐队合奏技能和经验明显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多年来，乐团依靠历届驻团常任指挥家李焕之、秦鹏章、刘文金，阎惠昌、郑世春、韦俊、胡炳旭、陈燮阳、许知俊、刘沙、何建国等，并邀请海内外优秀指挥家朴东生、陈澄雄、瞿春泉、关乃忠、叶聪、张国勇、王甫建、彭家鹏、张列等，为乐队进行职业化的训练，包括乐队各声部的音准要求，音色处理，乐句气息处理，乐句间的音色、力度对比、各声部的协调，以至乐队演奏员的舞台情绪、演奏姿态都进行过细致和严格的要求。乐团还通过试奏、上演大量新作品，锻练和培养了年轻演奏员们的合奏意识和技能，为乐队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而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也是乐队迈向国际一流职业乐团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努力培养青年演奏家人才，这是做大做强民族音乐事业的基本建设项目，所以，要调动一切办法为他们展示才艺提供平台。这些年乐团为很多演奏家举办了个人专场独奏音乐会，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得到锻炼与成长。至今，已推出的一些代表性音乐会有： 

1. 吴玉霞《玉鸣东方》琵琶独奏音乐会

2. 王次恒《南山截竹横北斗》笛子独奏音乐会

3. 冯晓泉、曾格格《泉释风格》笛子、唢呐独奏音乐会

4. 赵聪《指上天下》琵琶独奏音乐会

5. 吴琳《空谷幽兰》箜篌独奏音乐会

6. 于源春《文武双全》琵琶独奏音乐会

7. 段超《弦鸣天籁》二胡独奏音乐会

2016年下半年乐团还将为缪青古筝、董晓琳琵琶、吴学伟笙、丁晓逵笛子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

为加强演奏员们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了解和学习，以提高他们全面的艺术修养，深入基层采风已成为乐团常态化的业务活动。这些年乐团的采风足迹已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搜集和学习了包括广东音乐、西安鼓乐、江南丝竹、福建南音、冀中管乐、舟山锣鼓、绛州鼓乐、侗族大歌、苗族飞歌、东海渔歌、甘肃“花儿”、陇东道情、新疆十二木卡姆等不同形式的民间音乐。这些原生态的民间乐种通过作曲家和演员们的加工、整理、改编和再创作，并与地方民间乐团或少数民族乐团合作，以高雅音乐会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使民族民间音乐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团长）